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我国乡村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而反映乡村社会的信息来源更多的是基于新媒体时代民众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参与，近几年流行的“返乡体”，一度成为社会变迁中人们理解乡村的信息窗口，但是这种信息窗口一定程度地带有个人化、碎片化和随机化的色彩。比如，有学者通过对《新京报》（2011-2017）的记者返乡随笔的研究指出，乡村变迁是主导性的叙事话语，新闻采用小人物大命运的视角，把个体的乡土记忆和乡土经验放置到城镇化浪潮中的乡村社会现实语境中，创造出一个特有的乡土叙事空间①。而新媒体中民众所参与的乡村信息传播，则隐含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产生②，这些报道从不同层面为民众展示了乡村的诸多变迁现实。基于“三农”报道话语的特征，主流媒体在“三农”宣传报道上应该与政府构成“代理-委托型”关系，与农民构成“信息-供需型”关系；与新兴媒体构成“竞争-合作型”关系③。

就国家话语层面而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强调的是在宏观层面对乡村社会变迁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掌控，因此，对媒体而言，仅仅将乡村作为一种叙事空间或者将乡村报道看作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形式显得过于抒情化，带有一种精英文化主义的信息意识。同时，从信息视角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看作是竞争-合作型关系过于僵化，与城乡信息传播的生态系统并不完全吻合。

就社会变迁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而社会现象的实践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因此应该更加重视的是事件性的过程④。乡村振兴视角下的“三农”报道，在报道取向上应该将国家话语层面与社会变迁视角结合起来，侧重事件发生的动态过程的叙述，并在乡村振兴话语体系中建构媒体“三农”报道的新角色、新位置和新立场。这种新角色、新位置与新立场的立足点在何处呢？

换言之，基于“三农”报道的视角和关注事件发生的动态过程的立场，媒体在“三农”报道中应该如何着手呢？笔者认为，应该从理解变迁中的农民入手。原因在于：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城乡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村社会的变化尤为突出，这种变化以个体的形式呈现在农民群体身上。因此，从理解农民变迁的视角报道“三农”问题是媒体在操作层面的一种现实选择。这种现实选择的实现，需要有三条路径相互配合。

第一条路径：通过对当代乡村社会中农民现状的理解来建立“三农”报道的新立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从职业、心理、价值、经济等角度都发生了分化和改变，无论从群体内部还是农民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视角，相关研究都证实了这一观点。

最新的研究将农民按照职业分为7个阶层：无业者是没有职业的人、纯务农者就是指全部时间用于从事农业活动的人，上述两个阶层是农民中的下层。兼业者专指农业与非农兼顾的那些农民；打工者就是指被他人雇佣了去从事有偿劳动的那些人；农村个体户则指自己当老板；从事这三种职业的为农民中的中层。农村企业主（指雇工８人以上的投资经营者）和农村干部（主要指乡镇和村干部以及居住在村庄里的其他农村干部）则是农民中的上层⑤。

此外，随着乡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除了上述的农民之外，还有不少农民尽管在户籍上还是农民，但是已经和农业生活没有关系了，这一部分农民并没有包括在上述分类之中。

还需要说明的是，农民的分化除了在职业上的区别之外，在价值观念上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分割趋势。一种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或者称为农民工，他们在户籍身份上依然是农民，但是观念与在村里的农民已有很大差异，研究指出，近60%的农民工从事雇员类工作；自我雇佣类农民工占比为25.06%；男性农民工处于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受教育水平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是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决定因素；农民工的年龄与其职业层之间呈倒“U”型关系⑥。另一种是在乡村治理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身份，比如农业技术员等，他们在接收外来信息方面的机会较普通农民多，在获得政府的相关资助方面也比普通农民多，但是他们并不属于上述学者所划分的村干部系列。

除此之外，从中国地理区划、经济发展状态而言，不同地区的农民群体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概括来说，农民的整体分层呈现出金字塔形式结构，纯粹务农的农民，也就是传统农民和失业无业者人数最多，处于乡村社会的最底层，而村干部和乡村企业主比例虽小，但是处在乡村社会的最高层，中间层是个体户、打工者和兼业者⑦。

笔者在北京郊区进行农民观念培训有8年了，调研发现，北京郊区的农民与其他地方的农民相比较，观念、职业和社会地位上也有较大的差异，但总体来看，仅仅就观念而言，外出打工者或者进城务工者，其整体观念与社会变迁的趋势是一致的，而一直坚守在农村的农民，即便其经济地位有所提升，在观念上往往滞后于其经济地位的快速变化。这一点，在经济地位发生突然变化的农民群体身上表现较为突出。乡村工业化过程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并没有使人们在观念或者价值体系上进行同步的更新，这种情形使得乡村社会中农民群体的总体状况变得更为复杂。

基于上述情况，对于媒体而言，从理解农民的变迁趋势、变动状况和动态特征出发进行“三农”报道，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则与记者对中国社会变迁趋势的理解不可分割。记者在阅读各种关于农民情况调查报告的基础上，“三农”专家的观点、一线资料的调研也不可缺少。

从学术传统和实践场域来看，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二分法的思路，来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此延伸出来的类似划分有精英与大众、融合与衍射、大传统与小传统、城市与农村等。有的学者还增加了中间状态，如过渡阶段和棱柱型阶段。

20世纪70年代，亚历克斯·英格尔斯和大卫·史密斯出版了《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在书中他们通过对6个国家6000多人次的采访，对数据进行分析之后指出，个体变化的唯一方向是从传统到现代，但是这本书的主要问题在于其个体变化的模型无法与中国当下乡村社会农民的特征相吻合。而且，两分法本身意味着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分析工具，米格代尔认为，学者们提出二分法本身是为了呈现出一种发展的阵地图景：即在当代社会中，发展的阵地在社会的现代部门或中心（或者是精英、大传统、城市化地区）——也是变迁的方向——而社会的“落后”部分则存在于传统部门或边缘（或大众、小传统、农村地区）⑧。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忽视了社会变迁的动态现实，形成了一种对“三农”报道的预设前提，在这种预设的报道位置中，报道所呈现的“媒介现实”滞后于活生生的城乡社会变动的现实。因此，对于乡村振兴背景下从事“三农”报道的记者而言，如果依照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二分法简单看待“三农”问题，往往会滞后于农民群体的变化，也会基于因循守旧，呈现出对乡村社会固化、概念化、抽象化、浪漫化的报道形态来。

研究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提升农民的对话和谈判地位，农民尽管有分层，有分化，但是在与外部世界对接中，缺乏对话计划和谈判地位，群体分散，缺乏自组织性。因此，组织农民不能依靠外部强制，也不能依靠传统家族组织等本土资源，更应该依靠市场导向和利益纽带的农民自组织⑨。因此，有学者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核心是消灭传统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⑩。但同时有学者反驳，认为农业商品化、农业资本化与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小农经济之间并不必然排斥⑪。

显然，学者对于中国乡村该走向何方，以及农民的转型方向观点并不一致，即对于“三农”问题在理论探讨上依然存在一些差异。同时，媒体记者与民众在对当代中国农村的观察中，个体的直接经验和分散化、碎片化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呈现得较为突出，这些信息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大众对中国当下乡村社会中农民的认知。这些个体的直接经验和碎片化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往往都是在社会中处于较高信息等级的群体，农民本身对自身状况的认识在网络中并没有呈现出来。

基于上述状况，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新位置的建立，不仅需要摒弃原有的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二分法的简化立场，还要从宏观上对中国“三农”政策变迁、乡村治理的发展有大致的理解，这样才有可能报道“真”现象，反思“真”问题。

从上述两条路径可以看出，对于媒体而言，不仅要理解中国农民的变动趋势，要理解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理论与政策，把上述两条路径落实下来，便是媒介入手的路径，即媒介应该对“三农”记者进行专业培训，并且设立相应的报道“三农”问题的专业岗位。

“三农”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专业领域”，而随着媒介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深入，“三农”领域逐渐成为一个弱势的领域，记者在乡村的一线调查也变得比较困乏，即便有一线调查，也呈现出零碎化和非系统化的特征。笔者调查发现，老一代的“三农”记者（50-60岁之间）对乡村的印象更多来自于个体经验和成长经历，他们大多出身于农村或者曾经在农村下放、工作，对农村有深厚的情结，拥有个性化的乡村记忆。一位从事“三农”科技报道三十余年的记者认为，他对“三农”报道很有发言权，“像我这样从事‘三农’报道三十年的记者几乎没有了”。另一位则说：“我来自农村，我从参加工作就从事农村报道，原来是报道农业政策、农民生活状况为主，现在是报道乡镇企业、县镇一级的政府工作为主。农民已经退为其次了。”换言之，“三农”报道的专业记者大都已经做其他方面的报道，而还在从事相关报道的，已经将关注点集中在科技、企业等领域，农民已经不再是“三农”报道的主角了。媒体中报道“三农”问题的记者，通常对底层农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之心，但在实际的新闻报道中，一般会从社会新闻的角度而不是从“三农”问题的视角出发，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三农”问题在新闻报道中被再度边缘化。这种情形实际上造成了“三农”问题报道的双重边缘化，即记者报道身份的边缘化和报道内容的边缘化。

研究表明，媒介消息来源总体上呈现偏向情形:在职业上,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经济精英以积极而主动的状态被呈现在新闻报道中，成为消息来源中的强势者；而一般民众作为消息来源的几率极少，而且往往角色单一、模糊与被动⑫。在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新闻行业面临的挑战，“三农”报道领域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三农”报道在新闻报道领域的被泛化现象、新闻记者在信息来源上的精英化趋势、社会化媒体对新闻记者信息来源的影响以及新闻记者本身的一些变化，如学历和年龄等，使得上述“三农”报道双重边缘化的趋势变得更为复杂。问题的核心转变为“三农”报道本身诉求的转型问题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三农”报道的转型与媒体自身面临的新媒体的挑战几乎是同步的。一方面，“三农”问题在不断转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农民在分化、乡村在变迁、农业在转型；另一方面，媒体面临着社会大众参与信息生产与传播趋势的变迁，面临着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整合信息功能的挑战。那么，在这种复杂的境遇下，媒体如何寻找自己的新角色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对从事“三农”报道的记者进行专业培训；其次，从事“三农”报道的记者要深入乡村获取第一手资料，而不是仅仅依靠网络上的信源。

综上所述，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价值导向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农民的选择从老一代到新一代，以自由的方式寻找自己理想中的工作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中。因此，在乡村振兴的战略中，一方面，依靠国家层面对农民进行个体发展的政策支持成为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依靠基层政府的鼓励与帮扶，让农民可以在乡村社会中重新找回“家”的感觉。这种“家”的感觉便是乡村的感觉，也是振兴乡村的核心因素。媒体记者只有在全方位理解乡村振兴话语的前提下，理解当下农民的多元化分层、多元化困境和多元化希冀，结合“三农”发展的诸多理论与政策导向，并关注当下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方能在媒介信息传播日益多元化的状况中，找到一席之地，也才能实现乡村振兴视角下“三农”报道的新立场、新位置和新角色的转换。